gg5188888888@gmail.com

因此可以说，民企这一轮信用风险的产生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两者结合导致民企陷入融资收缩自我强化的螺旋，即“融资收缩——信用风险增大——投资者更加规避——融资继续收缩”。政策大力支持民营企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解决的是民企信用风险的外因。民企的支持政策从11月1日民企座谈会之后明显开始发力和变多，而其相比较于上半年单纯的从流动性支持发力的政策来说，四季度以来支持民企的政策还是出现了一些质变，尤其是CRMW的加速发行确实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对部分民企龙头的担忧，收益率也出现了明显的下行。在这一轮稳增长过程中，由于企业、政府、居民杠杆都已经处于相对高位，即使政策转向也不见得有很大的空间，因此扶持民企，寻找新的经济动能才显得异常重要。

市场处于筛选优质标时间窗口北京和聚投资指出，8月末中报披露完毕，主板业绩表现相对平稳略有降低，中小板、创业板业绩增速均出现不同程度下滑，而创业板业绩回落幅度显著高于主板和中小板，也基本印证了3季度以来创业板指相对于主板的大幅补跌。当前整体风险偏好下降的环境下，低估值具备一定的支撑作用，但也并非是市场拐头向上的诱因，市场磨底的行情预计仍将继续。

有资深投行人士也认为，由于借壳交易导致上市业务出现脱胎换骨式变化，上市公司质量一般较借壳前会大幅提升，股价自然也会有所反应出现上涨，而原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也会因此而获益。反之，在借壳标准严格的情况下，借壳交易不能正常化，上市公司质地下降而难以脱胎换骨，只能慢慢沦落，对投资者们来说并无好处。但由于借壳上市成本较高，对股份的稀释比例也普遍大于IPO，因此即使放开借壳正常化，也并不会导致借壳上市数量大增。

浙江省消费者王先生约了10位亲朋好友日前到北京旅游，花费14700元报了一个“一日游”旅游团，合同约定旅游行程包含天安门、故宫、长城等景点。谁知旅游团成行当日下雨了，王先生和家人被旅行社安排在一家商场待了一下午。旅游行程里有半天变成了购物，这种结果让王先生一家无法接受，当时就找旅行社协商退款，旅行社却以天气为由予以拒绝。

三是金融中介的功能观。20世纪90年代，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默顿对金融中介的产生原因提出了一种新的阐释。默顿认为，社会之所以需要金融中介，不是因为某类具体的金融机构或产品的作用，而是社会发展自身就会产生对各类金融中介“功能”的依赖（Merton，1995）。这种观点被称为金融中介的功能观，体现了对金融中介职能演变的动态视角，其背景与金融创新和金融技术发展密切相关。作为资产定价和金融工程专家，默顿敏锐地发现，计算机、网络和金融工程等技术发展，并没有改变社会对金融中介的需求，只是会不断重塑金融体系的布局以及金融机构的分工。

对金融本质的认识并不只存在基于历史发展的“中介论”这一个观点，而是在经济体系和金融业发展中，各种分析视角和观点相互交织。例如，在对金融中介是否能够产生价值增加的问题上，既有观点认可金融中介可以产生价值的增加，也有观点认为中央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才是经济调控的核心力量，而金融中介只是其中的“二传手”，并不会创造新的价值。持这一观点的多为新古典经济学家，其中，著名的Arrow-Debreu模型和MM定理就是典型代表（Arrow和Debreu，1954；Modigliani和Miller，1958）。这些对立的观点同时出现不足为奇，这些理论的创建与其设定的假设前提密不可分。我们在后文对此再做进一步的分析。总而言之，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能够提供一条金融中介职能演进的线索，并且进一步验证了以下结论：金融的核心功能是中介服务，而金融中介的职能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出了多元化、专业化和主动化趋势。